中新社上海11月27日电题:为什么从东亚视角看中国？
——访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白永瑞
作者李秋英，许婧
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世界中国学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开幕式上揭晓了2023年度中国学贡献奖获奖名单。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当代韩国东方学代表人物白永瑞是三位获奖者之一。如何与中国历史研究结缘？为什么要从韩国和东亚的角度看中国，让中国看起来更加多元？中新社“东西问”在会议间隙采访了白永瑞，对此进行了解读。
采访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能告诉我们您是如何与中国研究结缘的吗？为什么想研究中国？白永瑞:我是在1972年考入大学东方史系。当时，中国和美国开始和解，受此影响，韩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不过，那时正处于“冷战”时期，生活在“分断的韩半岛”南侧的人们，因为无法直接接触中国大陆，所以就只能发挥“半国”的想象力，通过非常有限的信息去了解中国。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后，两国人员、知识、物资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以东亚为区域的区域思维和实践成为可能。从此，我开始倡导“东亚话语”，从东亚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后来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分析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上，把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从而找到东亚各国之间的相关性。目前，中韩建交30多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都能感觉到，全球拐点已经到来，但未来还会有很多复杂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因此，我们更迫切需要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局限性，从而发现文明的转折点存在哪些可能性。
白永瑞出席世界中国学大会和上海论坛。中新社记者李秋颖摄:中国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它为什么正日益成为一门国际“卓越的学问”？白永瑞:这是一个学术性问题。简单来说，汉学的缘起可以说是从欧洲开始的，欧洲学界以人文学为中心，研究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或古典文化，它主要被称为汉学。例如很久以前开始，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研究，这些就是汉学。与汉学不同的是，中国学原本是美国学术界传播的区域研究的一部分，也就是地区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国任何一个具体的地区或地方。这意味着，与侧重人文学科的汉学不同，中国学依托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地域、文明和国家单位，通过跨学科合作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如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中国研究、韩国研究等。现在，在对中国的新研究中，每个国家使用更多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但传统时代的汉学研究大多逐渐转向今天的研究。欧洲对中国的研究正在发生变化。在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如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总之，未来的中国研究将不再区分传统时代和现代时代，而是进行整合研究，这是新近流行的中国研究的广义概念。
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使用了“世界上的中国学”这一概念。目前，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在进行的中国研究。“世界中国学”与其说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用来表达这种关注的概念。
白永瑞教授部分出版书籍。上左1、左2《思想东亚》， 上右1《社会人文学之路》(韩文)，下左1《东亚的回归》(韩文)，下左2《在核心现场重思东亚》(韩文)，下右2《横观东亚》，下右1《共生之道与核心现场》(日文)。受访者供图
白永瑞作品《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研究》(韩文，1994) 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获得中国学贡献奖对您意味着什么？未来您有什么工作计划？白永瑞教授出版了一些书。左上1，左下2思考东亚，右上1社会人文主义之路(韩文)，左下1东亚的回归(韩文)，左下2在核心站点重新思考东亚(韩文)，右下2放眼东亚跨越，右下1共生之路与核心站点(日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获得中国学术贡献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未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白永瑞:非常感谢世界中国学论坛关注并聆听我想通过研究成果所传递的些许拙见。获得这项殊荣，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也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去进行反思。我最初的研究计划是从韩国思想和历史经验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这是我的重要目的。最近，在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后，我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中国”，世界正面临全球性的转折，我打算从“批判的全球本土主义”的角度，从比较和联动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问题。
白永瑞出席世界中国学大会和上海论坛。张恒伟摄中新社记者: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东亚文化认同和中日韩亚洲观。你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白永瑞:从文明层面来探讨，我喜欢中国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包容力和融通能力。在古代朝鲜时期，那时的文人称当时的中国有两个称谓，一个是“大国”，一个是“上国”。为什么会被称为“大国”吗？这是从身体层面来说，从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来说，它是一个大国。那么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国商”就是一个起点。就文明的普遍性而言，它是一个优越的国家，所以被称为“国商”，这在今天仍然值得研究。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界有两个热闹的学术话题。一个是“贡令”；另一个是“世界主义”。这些话题可以帮助公众更正确地理解传统时代中国是如何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比如对中国和朝鲜来说，“进贡”就有自己的目的。把双方放在一起研究，更容易接近真实的历史。
白永瑞出席世界中国学大会和上海论坛。中新社记者张恒伟摄:在您的中国学核心观点中，诸如“批判的中国学”和“作为体系的中国学”对中国读者来说是比较新的。可以介绍一下这些概念吗？白永瑞:“批判”是指跨越制度内外的学问取向，即“批判性运动”，换句话说，“批判性中国学”是兼具批判性和运动性的学术活动，它批判性地介入(中国和本国的)现实，选择社会中那些具有现场感的课题作为学术议题，再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运用到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它需要两个认知框架。一个是双周边视角。是东亚，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发展起来，被迫走上非主体性的道路。这种外围视角也是东亚内部等级秩序中被压抑的外围视角。二是从全球本土化的角度重构中国学。
2018年7月28日，第六届中日韩儿童友好画展在上海开幕。唐摄中新社记者:东亚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哪些不同的视角可以相互借鉴？白永瑞:我希望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东亚学者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例外主义”的二分法，提供其中间的视角，即“中道”，对于双方来说，是如同照镜子一般地研究、借鉴。东亚有时会缩小到东北亚，只包括中日韩，有时会扩大到东南亚，成为一个大的东亚地区。国与国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分析和研究共同的文明资产中哪一种能够在现实中照顾到现实生活，帮助到区域改革和发展。
2019年8月，第27届中日韩青年运动会橄榄球比赛在湖南长沙举行。图为中日比赛。希望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社会，在走向“另一种普遍文明”的过程中，能够相互尊重彼此积累的思想和生活经验。对于这些“资源”，我们需要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进行批判性的讨论。因为只有我们不断探索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这些“资源”才能成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动力。(完)受访者简介:
白永瑞，现为延世大学荣誉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历任韩国现代中国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还曾任韩国《创作与批评》主编。现任韩国细桥研究所理事长，其多部编著和译著，多以韩文、中文、日文、英文发表。白永瑞现为延世大学名誉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历任韩国现代中国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近代史学会会长、《韩国创造与批判》主编。现为韩国西桥研究所理事长，其著作和译著多以韩文、中文、日文、英文出版。
2018年正式退休后，他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进行了专题讲座，如湖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同时，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从东亚的角度分析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问题上，特别是借鉴韩国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来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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