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闻客户端石摄
年轻,有很多问题。这个“赞”不过是一记耳光。不,在杭州邵逸夫医院22楼的病房里,我又趴在地上,被护士推着去做手术。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全身麻醉的那种。妻子和女儿在病房门口被劝阻,但还是悄悄跟了过去,直到电梯门口,那是一部医疗电梯。没有人能进去,所以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妻子说,别怕。女儿说,等你回来。
电梯里只有我和医护人员。我无话可说,问手术室在几楼。他刚说“进来……”就停下来了。相反,他用四个手指挥动它。对于一个做了手术的人来说,他不想说那个词。他是好意,但他不知道我从不回避那个词。我姓石,和我们方言里的“死”一样。我能避免它吗?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就在不断地奔向死亡。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察觉到生死?陈丹青说:“中国人也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他妈的先活下来。”这句话虽然有调侃的意思,但也是实话。生而如蚁,所能做的就是和平相处。
“让开!”护士的喊叫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四楼到了。原来这层楼是做手术用的,好大!我被推着往前走,一直走到楼的深处,最后来到一个有“手术准备室”的房间。一排排整齐的躺着很多人,都盖着白色的被子,突然想到一个词:停尸房。当然,这只是我的盲目类比。他们有的在抖手抖脚,有的在打呼噜。大屏幕上的电视转播也证明了这是在地球上。
护士喊着“12号来了”。嘿,刚才我是“17号床”,现在我是“12号”?人到了医院,第一感觉就是名字只是个代号。这只是一个代号。如果人们厌倦了名声,那他们真的是在自找麻烦。
护士陆续过来,挂盐水,核实身份,反复问有没有过敏,吃了什么,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没有一个。我还问我有没有假牙,手表和首饰。这时候的我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丝不挂,当然回答没有。
由此我得到了在医院的第二个感受:生活简单就好,没必要装饰,炫耀更不可取。有人曾经满嘴金牙炫富;现在的高档手表、大金项链或者各种首饰都是用来彰显身份的,但是在医院里,这些都是必须去除的笨重危险品。
资料图。根据CFP的说法。在等待手术的时候,我得解释一下这次来医院的原因。这次不是因为突发疾病,而是因为一次普通的聊天。那天女儿问,爸爸,你身体好吗?我答应了。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每天晚上睡八九个小时,中午休息一下,但还是觉得很累,没精打采,真的老了。女儿马上意识到这不是衰老的原因,而是病变。联想到几次出国旅行,她妈妈宁愿和孙子睡,也不愿意和我睡一个标间,说我打呼噜声音太大,会打扰她。在家里,我总是睡楼下她睡楼上,打雷我也听不到。
女儿说,爸爸,这是睡眠障碍,可能有呼吸暂停。你得去医院检查。我答应了,心里却没重视。我以为老了打呼噜很正常。我为什么要做测试?我是在父亲的鼾声中长大的,母亲晚年鼾声如雷。
女儿态度坚决,再三催促。年初,她终于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做了检查。医生的话如女儿所料,需要睡眠监测。然后约好在住院部睡一晚。
测试结果显示,我的呼吸在8小时内被中断了217次,最长的中断时间是73秒。随着心率和血氧的降低,各项数据均超过“严重”指标。医生说这相当于每晚煤气中毒一次。之前我觉得女儿小题大做,让我意识到多亏了她的坚持,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需要马上治疗。
那一刻,我想到了妈妈。我母亲去世前可能患有间歇性呼吸中断的呼吸障碍。妈妈曾经跟我说,我晚上经常睡不着,感觉很闷。当我睡觉的时候,我会被吵醒。当时我觉得这是正常的老年现象。你知道,这是一种疾病。买个呼吸机可以缓解大部分。我肯定会买,这样也许我妈还能多活几年。妈妈,后悔不孝的儿子已经来不及了。妈妈,我比你幸运。你生了个没用的儿子,我有个懂事的女儿。
如何看待?医院的呼吸科和耳鼻喉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手术和呼吸机。这给了我们一个选择问题。
秉承“你父母的身体是你的主人”的一贯做法,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女儿。这几年,我们不自觉地把女儿当成主心骨,总是让她拿定主意。于是女儿查了资料,花钱咨询了网上的医生,还是很难决定。后来她发现逸夫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不如亲自找他确诊,就约了他的号。到了约定的门诊日,老婆开车送我去杭州,马上接女儿去看专家。专家在观察了我的鼻腔和喉咙后,给出了明确的判断:手术是好的,鼻中隔偏曲和软腭过长可以通过手术矫正,可以明显缓解症状。我们相信医学和专家,所以我们有这种医学治疗。
护士过来推我,我的思绪又被打断了。我被推进众多“手术室”中的一间,里面有许多“绿衣天使”在忙碌着。除了外科医生,还有麻醉师、助手和护士。我经常帮高考的学生填志愿,知道能考上医学院的都是有天赋的学生。现在即使是大医院的护士也只招本科学历的人。都是当年的“小镇解题人”,学得好当了医生,进了大医院,经历了一些磨炼成为了各个岗位的专家。作为一名教师,我对“小镇问题作家”有着本能的信任,愿意把身体交给他们。
专家来了,手术开始了。女医生用口罩扣了我的口鼻。我以为会被麻醉。我深吸了几口气,但我的头脑仍然清醒。原来她是在给我吸氧。然后她换了一个口罩,让我重新呼吸。我叫了两声,意识还清醒,但下一秒就失去了意识。
大约两小时后我醒了。手术很困难。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动,但我能哼,所以我哼得像头猪。我听到一个护士回答:“你醒了吗?”麻药的作用还没消退,脑子里还是一片模糊。我只能哼哼。护士说,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病房。
她温柔的话语其实很美,表示我不用去重症监护室(ICU)了!相比之前,这次的操作真的是“永远的琥珀”。我的意识越来越清醒。我看到天花板上有一排看不到尽头的电灯,灯下有长长的床。他们也是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和我一样还在观察中。
我突然想到,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刚刚被医生修好的机器。人也是机器。如果用的时间长了,会磨损或者坏了一部分,所以送医院修复。经过医生的修补和拼凑,回去后还能继续发挥功能。
小时候有句话深入人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此时,我在想,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新30,旧30,缝补30。30岁以前不知道是什么病,30岁以后偶尔会发病,但没有太大影响。60岁以后,我不得不与病魔相伴,随时修补。如果缝得好,我可以争取再活三十年,否则“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虽然已经提前进入修补状态,但并不悲观。在等回病房的时候,我暗暗想,出院后,我要经常锻炼生活,要坚强快乐生活,不辜负上帝的恩典和亲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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