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闻客户端李信章
转眼间,我已经在这个小高层住了10多年了。我住八楼,一梯两户。大的是我家,小的是我邻居,挨家挨户。邻居是一对老夫妻,70出头。女,其他邻居都叫她朱小姐。从经常穿墙进来的电子琴的声音来看,她应该是退休的音乐老师。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从门口挂的“光荣院”牌子来看,他应该是个退伍军人。因为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私下里,我和老婆统称他们为“对门”。新邻居搬进来不久,居委会干部就来敲我的门,说有居民举报我家在门外的水表箱里堆放杂物,责令三天内自觉清除。这让我和妻子都脸红了。居委会干部一走,我老婆看了我一眼,对着对门努努撅嘴,小声说:“十有八九是举报上门了。”我故意对着紧闭的对面门喊:“就临时放几盆死花,打个招呼就解决问题了。至于举报?”
几个星期后,每周来我家打扫一次卫生的潘阿姨向我老婆抱怨说:“对门的老两口,看到我是农村妇女,又是清洁工,经常对我大吼大叫。我不明白。你家门口停的电动自行车怎么了?我得把车停在楼下。如果我把车停在楼下,我能在哪里收费?充不了电怎么回去?”
我来自农村,我的灵魂里还流着农民的血。当我听到潘大妈说瞧不起对门农妇,并将其与对门疑似被举报的事件联系起来时,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我赶紧起身,想去对门“找吼”。被妻子追上,劝道:“这种人没必要撕皮。老八卦好,忽略真凶。”
于是,我和“对面”面对面,没有回答。即使“对面”微笑点头,假惺惺地搭讪打招呼,我还是听从了妻子“无视真凶”的劝告,拉长了脸,坚决不理睬他们。
有一天,同事洪跟我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她3岁的儿子一直高烧,吃了退烧药,吃了又退,退了又涨,治标不治本,让全家人都很难受。她妈妈说:“吃点抗生素吧。”她对母亲脱口而出:“你疯了吗?吃什么抗生素不发炎?”她说这是她第一次杀她妈妈,她妈妈一定很委屈很难受。她说:“我儿子发高烧,但烧坏了我的大脑。唉,我该怎么办?”我说:“道歉?”她又问:“怎么做?”我想了想,说:“就说一句,妈妈,请原谅我的口误。从心理学上讲,人的情绪失控时,80%的行为都是错的。”之后那句“人情绪失控的时候,80%的行为都是错的”一直缠绕着我的心灵。回过头来看,潘阿姨说她“对面”,鄙视“农妇”的时候,我很生气,情绪失控。其实举报我在水表箱里堆杂物是我的错,“门对面”没错;潘阿姨把电动车停在楼道里,确实不安全。潘阿姨有错,“对门”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对门使用冷暴力?我有什么资格说服洪向她母亲道歉?我才是最应该道歉的人。
道歉需要勇气。我拿起父亲种的两袋白萝卜和蔬菜,敲了敲门,红着脸满脸惊讶地对“对门”说:“我在乡下自己种的,吃不到。我会和你分享的。”过了几天,朱先生也拿着一个西瓜敲开了她家对面的门,对我老婆说:“我儿子带了两个有机西瓜,我们两家一个,两家一个。”
经历过风雨,门对门,连着一道心灵的彩虹。邻里之间,心也宽,气也顺。前几天,我和老婆在电梯里“对门”相遇。老两口夸我说:“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了。真的很好。”回到家,我问老婆,“‘对面’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妻子也一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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