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新闻客户端李信章
转眼间，我已经在这个小高层住了10多年了。我住八楼，一梯两户。大的是我家，小的是我邻居，挨家挨户。邻居是一对老夫妻，70出头。女，其他邻居都叫她朱小姐。从经常穿墙进来的电子琴的声音来看，她应该是退休的音乐老师。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从门口挂的“光荣院”牌子来看，他应该是个退伍军人。因为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私下里，我和老婆统称他们为“对门”。新邻居搬进来不久，居委会干部就来敲我的门，说有居民举报我家在门外的水表箱里堆放杂物，责令三天内自觉清除。这让我和妻子都脸红了。居委会干部一走，我老婆看了我一眼，对着对门努努撅嘴，小声说:“十有八九是举报上门了。”我故意对着紧闭的对面门喊:“就临时放几盆死花，打个招呼就解决问题了。至于举报？”
几个星期后，每周来我家打扫一次卫生的潘阿姨向我老婆抱怨说:“对门的老两口，看到我是农村妇女，又是清洁工，经常对我大吼大叫。我不明白。你家门口停的电动自行车怎么了？我得把车停在楼下。如果我把车停在楼下，我能在哪里收费？充不了电怎么回去？”
我来自农村，我的灵魂里还流着农民的血。当我听到潘大妈说瞧不起对门农妇，并将其与对门疑似被举报的事件联系起来时，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我赶紧起身，想去对门“找吼”。被妻子追上，劝道:“这种人没必要撕皮。老八卦好，忽略真凶。”
于是，我和“对面”面对面，没有回答。即使“对面”微笑点头，假惺惺地搭讪打招呼，我还是听从了妻子“无视真凶”的劝告，拉长了脸，坚决不理睬他们。
有一天，同事洪跟我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她3岁的儿子一直高烧，吃了退烧药，吃了又退，退了又涨，治标不治本，让全家人都很难受。她妈妈说:“吃点抗生素吧。”她对母亲脱口而出:“你疯了吗？吃什么抗生素不发炎？”她说这是她第一次杀她妈妈，她妈妈一定很委屈很难受。她说:“我儿子发高烧，但烧坏了我的大脑。唉，我该怎么办？”我说:“道歉？”她又问:“怎么做？”我想了想，说:“就说一句，妈妈，请原谅我的口误。从心理学上讲，人的情绪失控时，80%的行为都是错的。”之后那句“人情绪失控的时候，80%的行为都是错的”一直缠绕着我的心灵。回过头来看，潘阿姨说她“对面”，鄙视“农妇”的时候，我很生气，情绪失控。其实举报我在水表箱里堆杂物是我的错，“门对面”没错；潘阿姨把电动车停在楼道里，确实不安全。潘阿姨有错，“对门”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对门使用冷暴力？我有什么资格说服洪向她母亲道歉？我才是最应该道歉的人。
道歉需要勇气。我拿起父亲种的两袋白萝卜和蔬菜，敲了敲门，红着脸满脸惊讶地对“对门”说:“我在乡下自己种的，吃不到。我会和你分享的。”过了几天，朱先生也拿着一个西瓜敲开了她家对面的门，对我老婆说:“我儿子带了两个有机西瓜，我们两家一个，两家一个。”
经历过风雨，门对门，连着一道心灵的彩虹。邻里之间，心也宽，气也顺。前几天，我和老婆在电梯里“对门”相遇。老两口夸我说:“我又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文章了。真的很好。”回到家，我问老婆，“‘对面’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妻子也一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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